第462章 未雨绸缪（下）（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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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对于西域的利益需求，在商业上并不算太大。

因为眼下的西域发展对比大秦帝国而言，还有着一定的差距。

固然当其时的西域已经出现了不少同样已经相应进入封建制度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跟大秦帝国距离太远，而且他们自身的经济情况相对于逐步恢复的大秦帝国，也没有什么优势。尤其是在作物方面，张嘉师不认为这个时候有能够对大秦帝国发展有着根本改变的利好作物。

尽然，一旦能够以官方身份领衔，发展出将近百年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丝绸之路，对于大秦帝国的财政影响，尤其是双方面之间，完全能够算是由大秦帝国所主导的贸易顺差，将会让大秦帝国的经济情况，尤其是商业上的发展，有着必定的利益所在。

贸易顺差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出超”.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

贸易顺差就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

但是超过相应限度的贸易顺差，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不算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与此同时，大量外汇盈余通常会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过高的贸易顺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经济的增长对外依存度过高。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张嘉师既然是希望能够让大秦帝国得到丝绸之路所带来的贸易顺差优势，但是也担心大秦帝国会因为这种差额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反而是削弱大秦帝国自身的商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转而会引起大秦帝国在这方面出现大问题。

张嘉师不认为自己假如在解决了匈奴人这个大问题之后，还有势力能够跟大秦帝国在丝绸之路上有对抗的能力，最起码，若是以大秦帝国主要为了巩固河西走廊地区而部署相应的部队，在险要地区修筑城塞，那么就算是西羌人，想要再次染指河西走廊，都得掂量他自身有没有这个能耐。

而对于西域各国，正确点来说，是以这种描述作为基础的国家：

《汉书?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馀，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

张嘉师在这个时候对于这些国家的相应想法不多。

不是说张嘉师害怕自己的实力不足以解决这些小国，哪怕是这些小国很多都没有出现，或者是一些还没有消亡，更加古老的小型国家或者是部落，张嘉师只要是有想法，就不会让他们太过于逍遥自在了。

因为不要说他们这些小国或者是部落，甚至是让他们整合在一起，组成一个联盟，大秦帝国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会比大秦帝国全面应对匈奴人的代价要高。

在这么一个时候，张嘉师已经将匈奴人看成是自己的生死仇敌，甚至是关乎大秦帝国以及天下约莫千万民众的生死存亡之危机。

匈奴人虽然在这个时候的中原，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是代表着什么，他们无法理解几百年来为何很多国家，直到最近的大秦帝国，都跟这个国家爆发了很多次战争，甚至是他们这些国家不得不修筑长城来防御匈奴人的入侵。

但是张嘉师来自后世，很清楚这些壮大起来的游牧民族所带来的灾难到底有多大。

光是在战国七雄时期，秦，赵，燕三国修筑长城，主要就是为了应对北方不时南下入侵掠夺的游牧民族，就可以知道，当其时的匈奴人以及东胡人，就让中原国家很是头痛。

尽管在大秦帝国统一之后，蒙恬率领一定兵力的部队，在河套阴山当中大破头曼单于所率领的匈奴人主力，但是不得不否认，匈奴人的恢复能力在这方面，也不是中原国家能够比拟的。

毕竟匈奴人也算是全民皆兵的种族，一旦没有能够一次完全解决对方，对方哪怕是经过长久的蛰伏，都很有可能会再次给中原王朝带来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是匈奴人，在河套阴山之战大败亏输，但是它没有倒下，在汉武帝时期被汉朝以国力征讨，依旧没有完全倒下，直到他们继续存在于西晋时期，再次给中原王朝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虽然说匈奴人能够霍乱东晋，并且先后攻破洛阳以及长安，并且俘虏了晋怀帝以及晋愍帝，但是这个情况与其说是匈奴人的能力逆天，还不如说是西晋王朝自己玩脱了。

张嘉师很想将这一切都归咎在外族身上，但是没有“八王之乱”的话，匈奴人想要先后攻破洛阳以及长安，无疑是痴人说梦。

所以，张嘉师在想到了八王之乱这个事情之后，也在思考着一个方面的问题。

……

八王之乱是发生于中国西晋时期的一场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发的动乱，以杨骏被杀后卫瓘、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并与贾后对抗为起始，以东海王司马越夺取大权宣告结束。从元康元年（291年）起至光熙元年（306年），共持续16年。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导致了西晋亡国以及近300年的动乱，使之后的中国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

西晋皇族中参与这场动乱的王不只八个，但八王为主要参与者，且《晋书》将八王汇为一列传，故史称“八王之乱”。

而这八个主要参与八王之乱的西晋皇族，分别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八王之乱有一个很重要的诱因，那就是晋武帝认为曹魏的灭亡，是因为没有给皇族子弟权力，使皇室孤立所致。

这也就导致了之后的情况出现，在公元265年，西晋建国之时，晋武帝不仅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之后还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他以为这样一来，有许多亲属子弟支持皇室，司马氏的统治就可以稳固了。

但事与愿违，司马炎的这种做法，反而埋下了西晋灭亡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