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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八十三节 改革的实质(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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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报业十分繁荣,广府十四县中,除了从化县、增城县等少数几个县外,其他各县都出现了报纸,但在以九龙为中心,包括赤湾、蛇口在内的九龙港区,却是最活跃的。

最大的一个原因,除了这里经济最为发达,还有一个就是这里靠近香港,那些办在香港的报纸,时至今日,在自由度上,依然超过内地的报纸,不是内地对言论进行限制,而是在香港的报纸评论员,他们在思想上的负担更小,他们是真的什么话都敢说。另外就是,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有大量的洋人居住,在香港的报纸,更容易受到洋人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很多报纸其实都是洋人撰文,华人翻译的。

因此目前大明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中外新报的总部依然继续设在香港,同时另一份新派报纸也开始飞速崛起,这份报纸叫做循环日报,他甫一出现就成了盈利最好的报纸,因为他的主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笔杆子,早在自己办报之前,就已经是著名的评论员了。

此人名叫王韬。

如果说中国有类似日本的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的话,前有魏源,后就要推这个王韬了。

此人不是广东人,而是苏州人,而且还是一个小才子,十八岁县考拿到第一成为秀才,但之后屡次不第,对科举大失所望。四年后跟随父亲来到上海。他父亲是一个教书先生,在上海开馆教书,认识了一些洋人。介绍王韬进入洋人主办的墨海书馆工作。

墨海书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有地位的,因为他主持翻译了许多西方的科学书籍,重要的有代数学,微积分,植物学等,也翻译了一些西方的历史书籍,对介绍西方人文很有贡献。

王韬尽管只是一个年轻的秀才,但是对于洋人来说,也是如获至宝,他们很难找到中国有身份的读书人,更别说这种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了。因此他们的洋文翻译就马上跟王韬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书籍。

王韬在墨海书馆一直工作了十三年之久,从1849年到1862年才离开上海,因为这年他匿名给占领苏州的太平军李秀成献策,建议他跟洋人结盟,学习洋人的先进管理,结果被清廷发现,他不得不逃亡香港。

在香港王韬继续帮教会翻译书籍,给报纸华字日报担任主笔。因为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跟洋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他往往能用更现代的观念阐述问题,而他本身又接受过传统教育,有深厚的旧学功底,文笔也很不错,所以他的文章角度独到,很有市场。

真正让王韬成名的,是从1867年开始,受到朋友的邀请和资助,去欧洲游历了一番。他先后到访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开罗,意大利、法国,在巴黎游览罗浮宫等名胜,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随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最后又到了伦敦。

他本就是一个很了解洋人思想的人,因此他的游历十分有收获,而且本人又喜欢记笔记,王韬在英国游历了两年,用华丽的辞藻留下了丰富的游览笔记,这都成为他后来写作的素材和思想的祭奠。

他还受邀前往牛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做过演讲。

他在1870年回国,继续给华字日报当主笔,同时开始整理在欧洲的见闻,编译了法国历史著作《法国志略》,又因这一年普鲁士击败法国,引起世界轰动,王韬开始撰写《普法战纪》一文,在华字日报上连载,并得到申报的转载。

1873年,英华书院的主持理雅各回国,作为好友的王韬买下了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办起了自己的报纸,起名循环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政论,他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

他不但文字好,长久的翻译经验,让他的文字既有中文的美感,又有西方文体的严谨,而且视角独特。同时他广博的见闻,让他经常能够旁征博引,跟别人的评论不同,他不但能过提出批评,而且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常能说出法国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英国是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的之类的答案。

王韬的评论,在此时的中国,当属一绝,比申报的评论更加透彻和平易近人,因此影响力更大,后世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即便是当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他在1875年,就连续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呼吁变法第一人。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崇尚模仿德国,因此对王韬的普法战纪十分关心,这本书从报纸上摘录下来,刊发出21万字的单行本,在日本卖了好几万册,也让王韬在日本的名声很大,后来更是应日本人之邀请,访问日本。

李鸿章也知道王韬这个人,认为他“不世英才,胸罗万有”赞誉有加,可惜王韬没接受李鸿章的招纳,但李鸿章却为他活动,取消了对他的通缉,让他晚年得以回到大陆。

最不喜欢王韬的人,可能就是大明的官员了,因为王韬在香港报纸上写文章,批评最多的就是大明政府。

可朱敬伦却非常喜欢读王韬的文章,但他却没有干预这个人的成长路径,没有采纳某些官员的举荐,聘请王韬到大明官府做官。

因为朱敬伦觉得,王韬这样的人,他们最好的舞台,还是通过他们的言论和思想,去启蒙广大的民众,是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朱敬伦甚至不无担忧的想,想王韬、福泽谕吉这样的人,真的让他们当了官,弄不好就从高高在上的思想家,一下子沦落成为嘴炮党了,那样就实在是太可惜了。

王韬当然是这个时代中国读书人物中的佼佼者,是启蒙思想家之一,但是这样的人,在中国不是一个,而是一大群。

可惜的是,一大群王韬,在中国没有起到一个福泽谕吉在日本起到的作用,他们根本就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极个别像李鸿章这样的老道政客外,权力阶层对他们的思想不感兴趣。

这是中国由于旧文化传统根深蒂固,跟日本相比是缺少一个福泽谕吉式的启蒙思想家,但是却有一大群申报编辑和王韬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通过某一本书对整个民族进行启蒙,却通过报纸表达了他们的观点,通过报纸让他们的现代意识影响了更多的人。

中国也不可能出现福泽谕吉那种人物,因为在中国文化中有文无第一的传统,儒道里很难形成福泽谕吉式的思想教父地位的人,即便是曾国藩这种人,在他威望最高的时候,都依然有一大批人不服他。

魏源写了海国图志这样的启蒙书籍,在中国反响平淡,传到日本却引起了轰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在中国有大把不同意魏源思想的人,而日本人却很喜欢将外来思想和文化推崇到较高的地位。

这不能单纯的将中国人批评为麻木不仁,主要还是文明中心和文明边缘民族,对待文化的不同习惯使然,中国人习惯了自己创造文化,然后输送到四邻,日本习惯了从外面吸收文化化为己用。

这种不同的民族习惯,是近代史上满清和日本变革一个失败一个成功最大的文化因素。

但具体的因素,则一目了然,是双方掌握权力的上层精英,对待变革的态度完全不同。

其实中国遇到的问题,日本同样也遇到了,中国遇到的变革阻碍在日本也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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