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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九十九节 丁戌奇荒(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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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饥荒有无数次,而且往往越是王朝末期,就越容易遇到这种超级大灾荒。

气候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总是在末代王朝爆发大灾难,可就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了。

古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统统怪到上苍降罪之类的迷信上。用科学的态度来解释,其实不是末代王朝总是遇到大灾荒,而是末代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力最弱,因此没有力量对抗天灾,导致灾难的破坏尤其严重罢了,至于那些发生在盛世的灾难,往往造成的破坏不大,官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抗过去,反而不为人所重视。

秦末、汉末、唐末、元末、明末,这些王朝无不是倒在这种灾害引起的动乱面前。

清末也不例外的爆发了一场饥荒,从1876年开始,直到1879年才结束,历经四年,灾区覆盖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波及到了苏北、皖北、陇东、川北地区,这场灾荒历史上称之为丁戌奇荒,因为1877到1878两年最为严重,77年为丁丑年,78年为戌寅年,因此得名。

这次灾荒之所以被称为奇荒,除了因为他波及范围广,上亿人遭灾,死亡数量大,千万人罹难,奇就奇在,这么大的灾荒发生,竟然没有爆发历史上经久不衰的农民起义,没有一场波及整个北方,甚至连一场能够在灾区造成巨大震动的起义都没有,除了一些吃大户的农民自发行为,没有有组织的叛乱,这才是这场灾荒最让人称奇的地方。

这么特殊的情况,研究者自然大有人在,有人认为,之所以在这场旷世大灾难面前,灾区没有爆发震动天下的大起义,最重要的原因是已经抬头的民族主义。

有学者例举了相当多的例证,比如苏北的乡绅组织起来,专门去山东收救儿童,而领头人是一个叫做谢家福的苏州乡绅,他刚刚帮助官府将逃荒到他们家乡灾民送回原籍,结果在路上看到有洋人在赈灾。

谢家福大受触动,不是什么感激,或者感慨,而是一种危机感和内疚,他在日记中写道:得知洋人赈灾的消息,深惧敌国沽恩,异端借肆,不能无动于衷。顾以才微力薄,莫可挽回,耿耿之怀,言难自己。

显然洋人的行为触动了这个乡绅心中的家国情怀,他不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而是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读书人这种明明只是一个小民,却总愿意为国家操心的心理,因为他们不懂得范仲淹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精神。

谢家福担心的不是有人饿死,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常见了,受灾哪能不死人呢,他担心的是有人因此作祟,掀起滔天的暴乱,如果是中国人自己的起义,那就成王败寇吧,可他看到了洋人,他不由担心洋人想通过赈灾收买人心,图谋中国江山。

之后谢家福开始给自己熟识的一些苏北士绅写信,告诉他们必须对洋人在中国的赈灾行为采取措施。不然后患无穷:“西人在山东赈灾,打的是救灾恤邻的幌子,暗地里干的是收拾人心的阴谋。若不采取措施,恐怕会导致民心流失,异教横行,终为中国之大患。”

在谢家福的推动下,苏北一带的乡绅,发动了起来,发起了一场“跟踪济赈”的行动,洋人到哪里赈济,他们就跟到哪里,跟洋人争夺赈灾的主动权,要以赈灾对抗赈灾。

但是这些乡绅的力量有限,哪怕他们的呼吁,得到了苏北地区的乡绅的支持,上海的富商也乡绅也积极捐款捐物,可民间的力量毕竟有限,谢家福时常感觉财力不济,座师感叹:大兵之后又凶年,国计民生孰见怜?安得赈钱三十万,管教压倒慕惟连(一个传教士)!

在财力不济的情况下,谢家福等乡绅根本无法跟实力雄厚的洋人教会相比,但他们不肯放弃,发现无法全面争夺灾民民心之后,他开始转向救治儿童,他们认为儿童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洋人蛊惑,杜绝洋教蛊惑人心,如果不能标本兼治,你就要以治标为主,声称“急则治标”,而儿童显然就是这个标。

谢家福开始号召乡绅收救儿童,得到了江南一带广大士大夫的支持,有人给他回信说:“西人想要领养饥荒孤儿,那是万万不可。……我们若能多收养一名,则少一人入教,功德尤其大。”还有人说,“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能否引之出堂,亦宜酌量,事却甚好”,他们不但主动收救孤儿,还希望能把那些被洋人救走的儿童也解救出来。谢家福本人也多次告诉朋友,他发动赈灾,并不是为了赈灾本身,“弟之此行为敌夷,不为赈济。赈济则以仁存心,当念亲亲仁民之意,敌夷则惟知大义,虽捐麋踵顶,有所不辞”。

他认为他的行为是“敌夷”,也就是在对抗洋人,是一种比推行仁道,存仁心更重要的大义。

除了谢家福,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乡绅。

灾情最严重的河南士绅也发动了起来,他们号召百姓不要接受洋人的救济,做各种宣传画册告诉百姓洋人赈灾是在收买人心,结果还真的有大批百姓宁可饿死也不肯接受洋人的赈济。

上海的申报对此极为感慨,他们报道说“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当开封居民听说传教士花国香等人要来赈灾,提前遍贴告白,号召“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某些书院摆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这仗当然不是白刃交锋,而是文化对抗,河南士绅群体抵制洋人传教的文化入侵行为,最后让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在河南赈灾。

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这些读书人组织起来的目的不是救人,只是为了对抗洋人,把这当成一场精神领域的战争,儒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宗教,但是深根在读书人心中的信念,一旦激发出来,丝毫不输给任何宗教,曾国藩当年在大明打着建学堂挡洋教的大旗,能鼓动那么多乡绅就是一个例子。

谢家福没有曾国藩的名气大,没有曾国藩的号召力强,竟然也能推动这么大的保卫人文的热情出来,只能说儒道在中国传播了几千年而没有消亡,乃是因为它拥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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