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冰风森林（一）（2 / 2）

身为多年的老邻居、老对手，拉普兰对公国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就连公国行为背后的想法都一清二楚。

简单来说，公国已经到了必须用一场“不大不小的胜利”来缓和国内危机的地步了。

公国的危机源自于其上层发起的改革，即终结农奴制度，使国家重新焕发活力——这一十分美好的愿景，为这个老旧腐朽的国家送来一丝清风的同时，也开始动摇整个国家的基石。

近代化的本质乃是资本力量的快速积累和发展，城市化是资本发展的次生品。为了满足设立在城市内各种工厂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大量农村青壮年拖家带口大举迁入城市。当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后，其粮食供应势必有所削弱。此外，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不断增长，城市对各类农作物和粮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受此前的战乱影响，帝国、阿尔比昂、卡斯蒂利亚都是公国产粮食的主要买家，公国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0%用于出口。随着战争结束，国际间心照不宣的备战工作开始，对公国产粮食的供应需求并未受停战影响，还在持续增长。

需求刺激着生产。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一部分有远见的贵族、地主尝试引入外国最新式的农机设备和农业知识，兴建水利灌溉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耕种体系，努力增产以满足市场需要。但这一部分人在公国中上层中只是少数，绝大多数贵族和地主认为改进种植方式、引进外国技术所付出的成本远比直接压榨农奴要多得多（事实也是如此）。比起耗时费钱去做长远规划及改变，他们更热衷于采取增加劳役租和提高代役租的方式来增加收入。于是，本就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农奴生活越发每况愈下。一些地区的农奴往往辛劳一年却连养活一家人的口粮都剩不下。

在每一分钟都在增加的压迫和负担之下，逃亡或者借高利贷赎身，举家迁入城市去工厂打工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可这一来就造成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地主为了阻止农奴离开，不断提高赎金，或者干脆用暴力阻止农奴离开，这就导致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升级。

除了农奴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新兴的资本力量与传统的地主、贵族阶级的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增加。

由于备战的需求、国家对工业发展的政策扶持、新技术的持续注入，公国的资本力量发展可以用进展迅猛来形容。伴随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各类工厂开始大量取代传统手工作坊。当城镇人口已经无法满足日渐扩张的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时，雇主们赫然发现公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正被锁链锁在农田里。随之而来的便是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受人工成本的影响，各种产品价格居高不下，市场消费意愿普遍不强，完全无法和性能更好、价格相对适中的帝国同类产品竞争。这对正在发展阶段的公国资本力量可谓打击严重。

纵观以上种种现象，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制度都是公国的基石，但面对眼下的困局，如果公国不做出改变。曾经的基石一样可以拿来当墓石用。

充分理解这一点后，公国以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名义颁布《废除农奴制度敕令》既符合现实需求，也顺应民意。可这一纸敕令并未让公国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平息下去，反而是让矛盾越发尖锐激烈了。

任何自上而下，旨在弥平社会矛盾的改革，都必须以自上而下的利益释出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最底层的民众获得足够改善生活状况的必要资源。但又有多少上位者肯做出改变，松一松手掌，让利益从指缝里漏出一些，施舍给蝼蚁一般的民众呢?或许会有明智之人认识到状况，可这些人终究只是少数，不足以改变整体局势。更何况全公国最大的地主就是沙皇本人，要让“小爸爸”主动割肉给“牲口”……怎么想都觉得不靠谱。

所以，所谓废除农奴制的实质，只是公国上层基于国内危机被迫仿效查理曼、阿尔比昂曾经的行为，是一场以骗代奴的忽悠戏码而已。不过是将“农奴”的头衔换成了“佃户”，给予了他们基本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力。理论上来讲，在司法层面上，这些人享有和地主一样的地位，而且还能在地方自治的“缙绅会议”上投票。可这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要没人买票，选举权不可能凭空变出面包。而有了人身自由又如何?这对养家糊口有帮助吗?至于司法上的“平等”同样没有意义，以公国的状况，有钱人和权力者有太多太多的办法去处理纠纷了，不谈买凶杀人之类的“粗暴手段”，光打官司产生的费用就足以让一般家庭破产，全家流落街头，或是受不了压力自杀和被送进疯人院。遑论其它手段。

从结果上来讲，公国废除农奴制的行为只是拿走了物理上的锁链，无形的锁链依然存在。施舍给农奴“自由”，无非是让他们从被皮鞭催着干活向自觉自愿没日没夜劳作转变，或是方便这些劳动力走出农田，向需要他们的地方流动而已。

大部分人选择了后者，成千上万人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土地走入城市，涌入城市蓬勃发展的工业化潮流之中。大量劳动力的加入使得公国工业发展堪称令人振奋。并且出现了从粮食、原材料出口向初级工业品加工发展的迹象。然而好景不长，迅速增长的城市劳动力很快就趋于饱和，超出了需求上限，直接导致劳动力价格走低，失业率不断增长。因为有一技之长或足够幸运的人固然保住了工作，但也只能勉强糊口，尝尽贫困滋味；那些没了土地又没了工作的人被迫流落街头，成为贫民窟里的流民。这些连社会底层都无法立足的人在现实的折磨下纷纷转变成暴徒、无政府主义者、犯罪者以及其它不安定因素。

与之相对，底层日益加剧的贫困严重削弱了公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产品滞销、利润下降的现象越发严重，导致资本家持续缩减生产规模以降低成本，反过来又减少了就业机会，增加了失业率，从而将更多人推落贫困线以下的悬崖。与此同时，由于投入生产已经无法获得利益，大量资本开始向投机市场流动，游资不断抬高或压低各种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获利，严重扰乱市场，进一步加剧了底层的贫苦。

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国的社会正日趋混乱。